文物承载灿烂文明，传承历史文化，维系民族精神。

　　今年暑期，各大博物馆好展纷呈。上海博物馆推出了“实证中国：崧泽·良渚文明考古特展”。这是上海博物馆去年开启的“何以中国”文物考古大展系列的第二期。去年第一期呈现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的辉煌，今年则聚焦于距今5800年至4300年的长江下游地带崧泽文化、良渚文化取得的划时代成就。

　　我们的先辈走过很长的路才走到这里，回望他们走过的路，我们得以知道何为文明，何以中国。

　　良渚文化由崧泽文化发展而来，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

　　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“满天星斗说”，在中原地区之外，其他区域的发展进程同样值得关注。经过考古学家的辛勤工作，今天我们可以理出一条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太湖地区文明发展的线索：马家浜文化—崧泽文化—良渚文化。

　　被誉为“江南文化之源”的马家浜文化，因浙江省嘉兴市马家浜遗址而得名，时代在距今7000年至6000年，考古学家认为这一时期，长江下游地区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化共同体。

　　距今5800年，崧泽文化崛起，它持续到距今5300年。崧泽文化因首次发现于上海市青浦区崧泽村而得名。考古学家通过对距今6300年至5300年长江下游各考古学文化出土的陶器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：“长江下游各地区之间的考古学文化面貌越来越趋同，陶器面貌上更多的是呈现崧泽文化的风格”。考古学家认为这一时期存在一个以太湖为核心，南括宁绍平原、北跨淮河、西抵鄂东地区的“崧泽文化圈”。

　　崧泽时代，长江下游先民迈出了社会复杂化发展的第一步，而到了良渚时代，先民创造出东亚最早的国家社会，迈入文明之门。良渚文化的持续时间是距今5300年至4300年，该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杭州市良渚遗址而得名。

　　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，良渚古城是一座远超今人想象的巨大城池，而出土于古城中的精美而神秘的玉器，无论布置在哪个博物馆的展览中，都是当之无愧的明星。

　　此次“实证中国”展览，出土于良渚古城反山王陵12号墓中的“琮王”“钺王”和权杖三件最能代表墓主至上地位的文物齐聚一堂。这三件文物均为玉制品，玉在良渚文化中占有核心地位，良渚先民以玉来划分等级、区别身份、显示权力。

　　玉琮这样的神圣玉器，彰显了使用者的非凡地位。良渚琮王浑厚敦实，重6.5千克，器型外方内圆，或许这表达了良渚先民的宇宙观——天圆地方，而玉琮的功能也有可能是沟通天地。良渚琮王琮体四面正中开槽，上下各雕琢一副完整的神人兽面纹，共计八个；琮体转角处，上下各雕琢一副简化的神人兽面纹，以转角为中轴向两侧展开，共计八个。

　　神人兽面纹被认为是良渚文明的“神徽”，由神人和兽面两部分构成，神人头戴高耸的羽冠，倒梯形的脸中，双眼圆睁，鼻翼外张，牙齿外露；神人两臂弯曲，五个手指分开叉向腰间，似乎怀抱着兽面；神人下肢为蹲踞状，脚为三爪鸟足。兽面最明显的特征是大大的眼睛，眼梁如桥一般连接双眼，鼻翼外张，牙齿外露。

　　神人兽面纹有简化的形式，也并不总是神人和兽面同时出现。它作为神徽，被考古学家认为具有维系良渚社会稳定的功能，它代表什么含义，目前仍然很难说清。每一个站在良渚琮王前，试图仔细观察神人兽面纹细节的观众都不难感觉到它的神秘、庄严，它高超的工艺与深邃的意涵。

　　早在五千年前，长江下游先民已过上了饭稻羹鱼的生活，农业的进步为社会复杂化打下基础

　　文明的发展需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。长江下游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鱼米之乡，早在崧泽、良渚时期，这里就可以称作鱼米之乡了，饭稻羹鱼的传统饮食模式已基本确定。

　　“实证中国”展览中，稻作文明单元讲述了崧泽、良渚时期先民们在农业上取得的进步。石犁，看上去不及玉器华丽，却支撑起了以玉器为核心的文化。石犁的出现，代表了农业生产从锄耕发展到犁耕，犁耕的工作效率高于锄耕，能开垦出更多农田，从而生产更多粮食，养育更多人口。

　　考古学家发现了多处良渚时期古稻田。浙江省余姚市的施岙遗址，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、年代最早、证据最充分的古稻田。该遗址距今约6700年至4500年，古稻田遗迹跨越了河姆渡文化时期、良渚文化时期，良渚文化时期，发现了大面积的块状水田，考古学家揭露的古稻田，面积最小的有230平方米，最大的有1750平方米，纵横交错的凸起田埂组成了“井”字形的结构，展示了古人所描绘的“阡陌纵横”。此外还发现了灌溉排水系统，甚至还发现了一条独木舟。

　　多余的粮食储藏在粮仓中。良渚古城中的粮仓遗址储量惊人。展览中陈列了采自嘉兴市刘家墩遗址的崧泽时期的陶仓，在器身上部开出一个梯形的仓口，让人想到汉代陶仓明器中，有的在仓口上搭梯子，方便存放取用粮食。

　　稳定的粮食剩余与分配机制，让一部分人得以脱离农业生产，成为专业的手工匠人、神职人员与管理人员，开始了社会分工专业化的过程。

　　“实证中国”展览中，手工业文明单元呈现了崧泽、良渚先民制作的陶器、玉器等，先民制作这些具有实用功能的器具时，也讲求美。

　　出土于上海市青浦区寺前村遗址的良渚时期的双层镂孔花瓣足陶壶，是一件运思独特的精品陶器，它的特别之处在于有内外两层，内胆起着实际承装功能，而外层作为装饰，镂刻出圆圈与三角纹。且让我们将这件文物称为艺术品，它的出现说明崧泽先民在日用之物上精雕细琢，要将自己的美学观念展示出来。

　　更使人惊叹先民想象力的一件文物，是出土于嘉兴市大坟遗址的人首陶瓶，这件陶瓶描绘了一个人体，头部与身体不成比例，身体分成三节，最上面的一节开椭圆形大口，口内中空，粗长脖颈之上是小小的脑袋，用非常简约朴拙的手法刻画出内凹的双眼、隆起的鼻梁、张开的口和耸立的耳，其脑后还梳着一个短辫。这件陶瓶的用途为何，尚未有确切结论，有的学者认为与祈求丰收有关。

　　崧泽、良渚先民最杰出的手工业成就，还是玉器。在良渚遗址之外的其他遗址，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，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灿烂的玉器文明，而玉器文明可以说是长江下游早期文明最重要的特征。

　　崧泽、良渚先民投入大量精力制作精美玉器，玉器既具有区别阶层之用，也具有维系社会稳定之用

　　“实证中国”展览的一大看点是将崧泽·良渚文明五个最重要的遗址——江苏省苏州市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、安徽省马鞍山市凌家滩遗址、浙江省杭州市良渚古城反山遗址、上海市青浦区福泉山遗址、江苏省常州市寺墩遗址——出土的文物汇聚一堂，这些文物散布在江浙沪皖的博物馆中，如今集中展示更能让观众直观感知长江下游早期文明的发展轨迹。

　　凌家滩先民以擅长制玉而闻名，以凌家滩遗址命名的文化与良渚文化、红山文化被誉为中国“史前三大治玉中心”。三大治玉中心之间互有联系，凌家滩文化被考古学者认为是良渚文明的源头之一，而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首尾相连的玉龙，很容易让人想到千里之外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，有“中华第一龙”之称的玉猪龙。

　　寺墩遗址是良渚文化晚期太湖西北部等级最高的中心性聚落。考古学家在寺墩遗址三号墓发现了167件随葬男性墓主的文物，其中玉琮多达33件，玉璧也有24件，显示墓主地位很高，或可称为“寺墩王”。与浑厚敦实的良渚琮王相比，寺墩玉琮要更加高挑，33件玉琮中的大部分都超过了3节，展览中更展出了13节高的玉琮。这些玉礼器的大量出现，说明寺墩遗址的重要性可能仅次于良渚古城。

　　良渚文化的辐射力比崧泽文化更强，在良渚文化圈内，形成了“良渚古城中心聚落—寺墩遗址和福泉山遗址等次中心聚落—更多的一般性聚落”呈金字塔形的聚落体系。这样的聚落体系只有文明社会才能孕育出。

　　中国考古学家经过长期探索，提出了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，以往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了文明阶段，沿用的是城市、文字、冶金术三要素标准，它具有地域上的局限性，谁能否认安第斯文明不是一种文明呢，尽管这种文明没有发明出文字，使用结绳记事。中国考古学家认为，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文明阶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：一是生产发展、人口增加，出现城市；二是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，出现阶级；三是权力不断强化，出现王权和国家。

　　当我们漫步在展厅，欣赏崧泽·良渚文明的精美文物时，我们既看见了先民筚路蓝缕、以启山林，迈入文明的足迹；也看见了当代中国考古学家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富有成效的探索历程。（古列延）